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实习生 王熙媛 编辑 杨海 校对 李立军
付佳丽手机里有一段不到一分钟的视频，她已经记不清看过多少遍。
画面里， 10个月大的儿子默默正努力在爬爬垫上挪动，两腿交替蹬着去够玩具小车。他一个踉跄趴了下去，却顺势把车揽进怀里，咯咯笑出了声。
视频拍摄于2025年2月。第二天，默默被父亲带走。到2026年4月，付佳丽再没见过孩子。她不知道默默会不会走路了，会不会喊“妈妈”，长多高了。“他生活在陕西。”——这是她唯一确定的事。
等着孩子的不止付佳丽一个。
在法院，苏俊终于见到被前夫藏匿已久的儿子焕焕，孩子却低头沉默，左右为难，最终拒绝回归。
她们身后，是一个遍布全国的群体。这些女性遭遇相似，自称“紫丝带妈妈”——紫丝带在国际上是反对暴力的标志。她们大多曾遭受家庭暴力，在挣脱婚姻泥沼的过程中，孩子被男方以抢夺、藏匿的方式单方面带离。
她们中有人拿到了胜诉判决，握着那张代表抚养权归属的文书，却依然接不回孩子。亲子纽带被割裂后，她们陷入了漫长的寻找与等待。
▲付佳丽手机中存着默默被父亲带走时，小区监控视频拍摄下的画面。新京报记者张静姝摄
消失
4月初，上海在持续降温后迎来年后的第一次气温飙升，付佳丽穿着衬衣和外套，头发无精打采地挂在两鬓，鼻尖冒出细汗。她背后的双肩包塞满了法律材料，是为争取儿子的抚养权准备的。
天一热，她又忍不住去想了——默默留在家里的衣服都小到不能穿，后来添置的还都是长裤长袖，她决定坐上地铁就下单买几件夏装，“万一孩子很快就能回家呢？”
一年前，前夫探视时趁付佳丽上卫生间带着孩子离开。事后通过看监控和向警方询问，她得知前夫退掉上海租住的房屋、辞去了工作，带孩子回了陕西老家。
当时付佳丽还在哺乳期，亲子分离让她频繁失眠、精神恍惚，请了长假暂停工作。她报警、找法院、找妇联、去信访，但因默默抚养权在男方手中，且对方并非“失联”，得到最多的答复是“去走法律程序吧”。
就这样，付佳丽被迫缺席了默默的每一个重要日子，没有听过他喊声“妈妈”。
北京的苏俊同样在骨肉分离中煎熬。儿子焕焕被前夫从学校接走后藏匿，母子彻底分开。分别近一年后在法院安排下见面，焕焕低着头，不主动说话，也不爱回答妈妈的问题。苏俊带他到游乐场，还是和过去一样主动帮他找了个小玩伴，两人一起吃了生日蛋糕唱了生日歌。吃着蛋糕，焕焕突然给小男孩指指苏俊说，“你知道吗？她是我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那个“我”字说得特别重。
苏俊先是诧然，后来她才明白，太久没有妈妈陪的儿子，这是在炫耀。“妈妈在他心里会不会像是件失而复得的宝贝？”她有些高兴，转而是心酸——没有妈妈陪伴长大的儿子，一定有很多心事。
婚姻
付佳丽的婚姻很仓促。 2023年春天， 42岁的她在上海相亲认识了前夫，对方小她8岁，名校毕业，相貌斯文，年薪六十几万。他自称自幼丧父，家境普通，靠勤工俭学完成学业——这在当时是足以打动付佳丽的剧本。
其实她对自己没什么自信，年龄大，长相普通。“他或许有更现实的考量，我有上海户口和独立住房，这是他没有的。”
2023年8月发现怀孕，次月登记结婚，一切都在加速推进，包括家暴。
2023年10月，两人在家中发生争执。按照付佳丽的说法，她只是关心询问前夫假期在老家遇到的事儿是否处理妥善，结果勾起他烦心事。口头冲突在5分钟内升级成肢体暴力，前夫冲到坐在沙发上的付佳丽身上，掐着她的脖子让她“服软”。
窒息、濒死感袭来，不知当时是真的大脑缺氧还是被吓坏了，她眼前发黑，赶紧求饶。挣脱后把自己反锁屋内报警并喊来闺蜜。派出所民警上门，给男方开出《家庭暴力告诫书》。当天她与闺蜜离开家，另外租了一套房子居住。
“打掉孩子，赶紧逃。”闺蜜劝她。
付佳丽如今想来，这句话算是她落入深渊时接到的第一根救命绳，可惜她没抓住。前夫道歉下跪求她原谅，还去看了心理医生。她心软，回了家。
此后从2024年2月直到默默出生后几个月，她又被多次家暴。其间，前夫又收到来自另外一个派出所出具的《家庭暴力告诫书》，民警还当场对他进行了训诫。
产后身心虚弱，加上独自照料默默，睡眠被严重剥夺，付佳丽经常一个人痛哭，又不得不打起精神，心想“再扛一扛”。离婚的念头经常出现，可她太想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了。
直到生活变得战战兢兢，家暴的理由诸如“没有及时接听前夫电话”“休息日在家里微信聊工作”。直到被“敢带走孩子就杀你全家”威胁后，才下定决心。 2024年11月，两人协议离婚。
苏俊的婚姻里，前夫家暴、长期出差在外，她经历了3年多“丧偶式育儿”。在发现前夫有嫖娼记录后，她提出离婚。
2022年，因孩子要上幼儿园，苏俊和母亲带着焕焕从北京回了湖南老家。当时尚未离婚，前夫会隔一段时间到湖南探望。苏俊觉得，二人虽然在抚养权问题上有分歧，但能坐在一起商量，不至于撕破脸。
当年9月的一天，前夫趁苏俊和母亲在厨房做饭时把焕焕从家中带走，苏俊来不及穿鞋追出门，车已不见踪影。全家在火车站、机场不停找，也报了警，次日终于在机场附近酒店找到。
抢孩子没成功，半个月后前夫约苏俊回北京商量离婚。在北京的家里，苏俊遭到前夫和他父母持刀威胁、殴打，手臂、背部、臀部多处受伤被送往医院。后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向男方出具了《家庭暴力告诫书》。
▲第一次抢孩子事件发生后，苏俊在社交平台记录的日常。她经常做噩梦自己被打、焕焕被抢走。受访者供图
此后双方异地生活，焕焕在湖南读书。但2023年10月，入学不到一个月的焕焕被父亲从学校接走。苏俊报警，民警问她，“孩子让亲生父亲带走了你怕什么？”
她和焕焕就此彻底分开。
失去
在付佳丽出示的离婚协议里，默默由前夫抚养，付佳丽支付抚养费。离婚后至孩子满2岁前，默默由付佳丽照顾，但需在男方住处执行。“只要能让我和孩子在一起，怎么样都行。”
她如今觉得，当时的退让失了原则。在前夫家，她依旧遭受语言、肢体暴力。 2025年初她再次搬出，几天后去见默默并想把他带走时，前夫雇用的育儿嫂报警。警方介入后给双方做了调解，约定此后每周一至周五由付佳丽带孩子，周末交给前夫。
但前夫第一次到付佳丽家看望默默，就直接带孩子离开了上海。
此后付佳丽多次赴陕西，按结婚登记时的地址找上门，都被阻拦在外，拳头又落在她身上。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前夫家门口被他用刀砍伤手臂，血呼呼往外冒，所幸楼道路人听见呼喊跑来，报警并成为有力的目击证人。前夫因故意伤人被行政拘留15天。
2024年年底，付佳丽向上海法院起诉变更抚养权，提供了两份《家暴告诫书》《行政处罚决定书》《人身安全保护令》《人格权侵害禁令》及前夫暴力行为的视频截图，想要证明男方有暴力行为，不适合抚养子女。但2025年5月一审付佳丽败诉。判决书显示：“无证据表明男方存在暴力对待孩子的行为。”她紧接着就提起上诉，等待11个月，至今二审未宣判。
▲前夫殴打付佳丽后，被派出所训诫并发出《家庭暴力告诫书》。新京报记者张静姝摄
相比而言，苏俊似乎是幸运的，她拿到了抚养权。 2024年4月一审判决确认离婚，焕焕归母亲所有。法院认定男方在诉讼期间存在抢夺子女和实施家暴行为。 9月二审维持原判。
▲判决书中，法院认定苏俊的前夫存在抢夺子女和实施家暴行为。受访者供图
苏俊满心期待焕焕“回归”，但前夫带着孩子“消失”了，她查不到孩子就读学校的信息，甚至不能确定孩子是否在读书。
时间是另一个残酷的对手，它悄然改变着孩子的容貌、心性，以及对母亲模糊的记忆。
8岁的焕焕表达得很直接，一次见面时冷冰冰地“质问”苏俊：“你为什么不要我，你为什么不给我钱，还弄得我连学都上不成。”
“紫丝带妈妈”的组织者朱莉也曾在这样的困境中走了4年。 2016年离婚时，前夫将5岁的儿子小康带走，留在温州老家阻止母子见面。朱莉手持一审、二审两份胜诉判决书，依旧见不到孩子。
她奔走于南京和温州之间，申请强制执行、找妇联、找检察院、找媒体。男方被罚款、限高、纳入失信名单甚至行政拘留，但仍继续藏匿小康，甚至给他数次转学。
4年里朱莉在一所所学校蹲守，只成功见过小康两次，每次几分钟就被前夫发现。她急迫地向儿子只表达一件事：“妈妈一直在找你，妈妈不是不要你，妈妈会带你回到身边。”
儿子回来后，朱莉才更具体地感知到抢夺、藏匿对孩子的伤害。小康曾见过爸爸打妈妈出鼻血、倒地不起，也见过妈妈来找他时被家人谩骂阻拦。有一次朱莉和母亲找到前夫家，儿子被锁在屋里，大声朝门外喊，“我不认你们了。”
她也看过前夫出示给法院的承诺书，上面有儿子的手书、签名——“不想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尽管这是前夫要求孩子写的。
后来小康和朱莉提起，自己曾在电视上看过她录的一档法律节目，讲述了她获得抚养权却见不到自己的事。“那时我才知道你一直在找我，你一直爱我。”
按照探视权的规定，小康暑假要回爷爷奶奶家生活，他担心地问朱莉，“我要是再被藏起来可怎么办，你能找到我吗？”
最后一公里
拿不到抚养权的妈妈被隔离在孩子的生活之外，但一审二审两次拿到抚养权，甚至法院主持了数次调解和两次会面执行，苏俊还是没能接回儿子焕焕。
2024年10月，她向法院提交执行申请。前夫把焕焕带到法院执行局，苏俊和孩子聊了会儿天，本以为已经说通，正要带他离开。这时前夫家人开始对着孩子说，“你要走就再也见不到爸爸了。”“你不要奶奶了吗？”
明明已牵着苏俊的手快走出法院大门，焕焕听到这些“哇”地大哭，走也不是、退也不能，定在原地手足无措。法官认为孩子情绪崩溃，不能盲目作决定，让苏俊完整听取孩子意见。最终，焕焕没能坚定表达和妈妈走的意思。
苏俊知道，与父亲生活太久了，孩子内心已发生改变。
▲焕焕上幼儿期间与苏俊外出玩耍时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毕竟孩子是个人，不是物品、不是钱，难强制执行。”这是紫丝带妈妈们遇到过最常见的答复，也是法院实实在在的困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六十八条明确规定，对于拒不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可由法院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但是不能对子女的人身、探望行为进行强制执行。”
基层法院执行法官李响做了9年执行工作，他告诉记者，抚养权执行是典型的行为给付，比财产执行难度大得多。找到被藏匿的孩子前，法院往往已联系街道、公安、妇联等多部门了解情况。“通常到这一步，双方矛盾已不可调和，生拉硬扯像执行一件家具是不可能的，还得顾及双方的身体、情绪，防止冲突升级。”更重要的是，要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尤其是被藏匿时间长、已在学龄阶段的孩子，要考虑他们在执行中受到的身心伤害。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婚姻法学研究会理事陈爱武大约6年前结识朱莉，后来参加紫丝带妈妈的活动为她们普法答疑。在她看来，抚养权判决属于确认性判决，而非具有直接执行力的给付判决，法院执行缺乏明确抓手。加上执行资源有限，不具备技术侦查手段，难以对藏匿行为有效追踪。“尤其是有老人协助隐匿，就算采取拘留等惩罚，效果也常是暂时的，没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陈爱武指出，许多抢夺行为并非出于对子女利益的真正考虑，而是将孩子作为惩罚对方、争夺财产或宣泄情绪的筹码，有人甚至提前藏匿以造成“随其长期生活”的既成事实影响判决。“他们将孩子视为私有财产，而不是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她建议通过立法明确对抢夺、藏匿子女行为的强制执行力，并对此类案件中的父母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通过社工、心理老师介入，帮助父母理解离婚后合作育儿的重要性。
执行不成，紫丝带妈妈们将希望投向“拒执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拒执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
朱莉的前夫早在2018年就被以涉嫌拒执罪立案侦查，但经检察院、法院轮番研究后案子被撤销，理由是“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不执行抚养权会构成拒执罪”。
在朱莉的反复申诉下， 2020年南京警方重新启动立案侦查。多方压力下男方松动了， 2020年11月17日，漫长的4年等待后， 9岁的小康终于回到妈妈身边。
2024年12月施行的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的《解释》进一步列举了“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其中包括“经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履行协助行使人身权益等作为义务，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情节恶劣的”。
实践中，拒执罪逐渐显出震慑力。 2024年，广州市越秀区法院的执行团队曾带领干警跨省至河北邯郸寻找被藏匿孩子下落，未果后以被执行人涉嫌构成拒执罪移交刑事立案，与公安联动，最终使得藏匿方交出了孩子； 2025年，武汉市武昌区法院通过追究刑事责任让一对母子团聚。离婚时孩子判给前妻，张某拒不交出并带至广西藏匿。即便被法院拘留，张某仍拒绝告知孩子下落。公检法三机关联动下张某被抓获、审查逮捕，刑事责任的重压下，其父母终于主动将孩子交给母亲；浙江高院也公布过一起案例，被执行人私自带走女儿长达七个半月，后被判犯拒执罪获刑八个月。
2025年，北京源众家庭发展服务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梳理出38个适用拒执罪的案例，抢夺、藏匿行为多发于父亲一方，占比79% 。 27个有罪判决中， 23起存在法院多次执行后仍被拒不执行的情况。“香火”“传宗接代”的父权制传统观念可能是影响行为人身份分布的重要原因。
等待
几乎所有妈妈在这场争夺中都面对过各种质问。
一审败诉后付佳丽崩溃，代理律师反倒埋怨她，“你怎么刚开始会同意把抚养权给他呢？人家有的妈妈为了争抚养权什么都不要了。”
此后一年多这句话被她反复想起，她几乎问遍周围知道遭遇的每一个人：“我是不是太懦弱了？”
苏俊和前夫家在法院大吵时哭得快要晕过去，有法官出来反倒指责，“你要是真为了孩子好，当初怎么会闹到离婚？”
有的妈妈在遭受家暴要离婚时甚至不被父母理解，“孩子怎么办？你忍一忍。”
还有一位未婚生子的妈妈已经6年没见过在7个月时就被前男友带到国外的儿子，家人劝她趁还能生育再要一个孩子，但这对她仿佛是背叛，是无法迈出的一步，“儿子一定也在等着我。”
但她们都在撑。朱莉是紫丝带妈妈们眼中的过来人，小康回来后她也没有离开这个群体。她发现不断加入的女性大多来自三、四线城市或县城，认知和行动力都有不足，在经历这件事之前大多不懂法，走了很多弯路。
加入“紫丝带”后，朱莉会和志愿者们先详细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司法进行到了哪个阶段，并强调一件事：“我们自己不要成为抢夺孩子那一方。”她们寻找人大代表、呼吁立法、给各级组织写信，借助媒体发声。
曾经在职场独自出国出差、独当一面的付佳丽，在家里是能把父母和妹妹都从农村带到上海有稳定生活的长女。如今，她唯一的支撑就是“把默默接回家”。
去年她重新恢复工作，搬到新住处，规律作息，不再拒绝社交，换了更有经验的律师。她想明白一件事：“我得先保证自己的健康，自己足够好，才能给孩子好生活。”
今年3月，执行法院重启了苏俊案件的执行。在法院再见焕焕，他已是一个上三年级的小男孩。在场有前夫、有法官，还有几位法官助理，人多的场合焕焕不自然、害羞，第一次见面连妈妈都没有喊。
法官告诉苏俊，这次要慢慢来，毕竟孩子已和父亲生活了两年半，快9岁了，有自己的想法。但这恰也是苏俊最担心的，已经拖太久了，她害怕焕焕打心眼里不再想和妈妈一起生活。
按法官要求，前夫需每周带焕焕和苏俊见面——逛商场、去游乐园、泡温泉、户外运动，到四月底已进行了7次。
苏俊感受得到变化：喊“妈妈”的次数多了，不再拒绝拥抱和拍照，主动牵起妈妈的手。有一次焕焕突然说，“人不能有刻板印象你说对吧？妈妈也不一定是坏妈妈。”苏俊想继续聊，焕焕不说话了。
苏俊也不强求，这次，她甚至没有问焕焕在哪所学校读书。
她试探着和焕焕规划以后回湖南生活，聊起姥姥姥爷、姨姥姥等幼时照料过他的家人。焕焕不再一口拒绝，但心里有犹豫，“我适应不了新学校怎么办？”“我多久见爸爸和奶奶一次？”
最近几次见面，苏俊提出按法官建议让焕焕跟她过夜。但事到临头，焕焕又扭头看向爸爸，躲开妈妈的眼神，跟爸爸走了。
“好，那我们就下一次。”苏俊轻轻抱抱焕焕，很心疼他，“他承受了这个年纪不应该有的压力。”但她相信，曾经那个黏着她一刻都不想分开、说“妈妈，我刚刚一下没看见你就好想你”的焕焕，终究会回到身边。
转机来得很快， 5月8日，在法院的调解下，苏俊和前夫达成和解并签署协议，约定双方在5月10日这天自行交接孩子的抚养权，协议中特别强调，若因男方原因导致该日交接无法完成，则视为男方存在拒执行为。
巧合的是， 5月10日正是母亲节，距离孩子从湖南的学校被父亲带 走，过了整整933天，现在他终于要回到母亲身边。
走出法院，苏俊回到家整理出给孩子准备了许久的新衣服、新睡衣、新拖鞋、洗漱用品和生活用品，在家里洗了晒、叠好又整理，反反复复地自己都觉得好笑。她还买了一套孩子最近喜欢的军事游戏玩具，自己先看了看说明书，希望能参与孩子的游戏。苏俊甚至有些紧张，总怕哪里还不周到，在家里一刻都坐不住。
苏俊的母亲也早早从湖南来了北京，老人9号一早跑到菜市场，挑了最新鲜的蔬菜和肉，外孙喜欢吃红烧肉和糖醋排骨，她已经等不及要下厨房了。
“眼看着是在慢慢变好。”朱莉粗略统计过，紫丝带妈妈群体登记入库有近1000人，其中包含50余名爸爸。经常有人在群里报喜，“孩子回来了。”有人愿望达成便退群，为这段骨肉分离画上句号；也有人留下来成为志愿者，用自己走过的路鼓励后来的人。
（为保护隐私，文中除朱莉、陈爱武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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